己亥新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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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不符)二O一八年八月攝於新多哈國際機場,敬祝讀者身壯力健,周遊不倦。

白田筆談新年賀詞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踏入豬年,敬祝讀者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去年七月,白田筆談完成與一間本地律師行為期兩年的業務合作,九月獲高等法院認證,隨即與另一大型公共機構展開新一階段的合作,至今已盈四月矣。新環境,新人事,所幸筆談成員與新機構同事相處尚算融洽,當中也有幾位志趣相投者。有日,該機構一位高級職員上前寒暄,曰經蘋果公司產品(亦本筆談員工常用者)內置通訊網絡,發現本筆談,始知本筆談從事華文創作經年,甚覺有趣云云。敝人聞之驚訝,蓋因本筆談財源緊絀,不能擲幣宣傳,故知有本筆談者多屬敝人摯友,而今竟有相識不過數月之高級同事光臨,實感互聯網神通廣大,資訊流播無遠弗屆,則我等同仁實無荒廢筆耕,待慢來客之理。頃知本筆談上篇文章已經發表逾歲,誠可愧哉。是故新年伊始,萬家歡聚之際,白田筆談董事局召開團拜兼特別會議,命敝人弘揚筆談「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的宗旨,率領同仁盡快恢復生產。查敝人於西曆二O一六年除夕所作年度總結,述及該年十月筆談部分同事曾遠赴緬甸發掘題材,所得材料仍然備存待用。尤有甚者,特別會議上,經董事督促,旅遊科同事踴躍發言,曰幾年來更曾遊歷錫蘭、日本四國、寮國,乃至東歐諸國,而敝人身為總編輯,竟不早早覺察,殊深自責,唯有重拾鬥志,振奮筆杆,近協上下職工寫作之志,遠慰廣大讀者觀望之心。新春節慶,不少讀者會隨親友禮佛祈福,善頌善禱,本筆談將隆重其事,開展「南亞佛國」系列,涵蓋緬錫寮三國題材,敬希讀者繼續支持。

又,近期感冒流行,部分筆談同事疑在任職公共機構期間受傳染,現已痊癒。再祝各界人士身心康泰,萬事勝意!

白田筆談總編輯並仝人鞠躬

丹京遊學記(卅七)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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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公園(Fælledparken)

結語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距啟程丹京之日正好三年,似宜為五月有十日的遊學生涯檢討得失,亦為洋洋三十幾篇《丹京遊學記》連十二篇《東歐畢業旅行》作一總結。


每年大學申請遊學者眾,箇中好處不說自明。早前網傳一名中國職員的辭職信寥寥十字-「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再無多餘理由。我想人生在世,對居住以外的地方總存一份好奇。

遊學第一理由,自然是抽身於香港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過另一種生活。儘管當地人未必同意,政商界則很樂見世界快樂國家排名上丹麥屢屢掄元,而丹京機場的嘉士伯啤酒廣告也不必作任何修改(「Welcome to the world’s happiest nation」)。北歐諸國文明似乎超然物外,講「hygge」(丹麥語,近「溫馨」)、「lagom」(瑞典語,近「中和」)、「nordic way」(北歐模式)的書大行其市。我想千言萬語,所謂北歐文明者無非「敬天愛人」四字-「敬天」者,非惟基督宗教(況北歐人上教堂的比例在歐洲算低),乃對自然之愛惜。當然,北歐地廣人稀,連最大的瑞典人口也是區區九百幾萬,保護水土比較容易,卻也不能抹殺當地在環保方面的努力,例如大部分超級市場都設回收機器,並向使用者回贈現金劵,實物鼓勵居民踐行環保,這點很值得亦很適宜人煙稠密的香港學習(致:香港特區環境局);「愛人」者,貧富貴賤之大致均等。雖然我在瑞典斯京也曾目睹人露宿街頭,在丹京也有不少人要待特惠時段才到超級市場購物,但是比起香港貧富懸殊、貴賤立判之惡劣境況已經令人稱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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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京阿瑪蓮宮(Amalienborg)

前述我曾在丹京大學和漢堡一間法學院之間舉棋不定,最終選了丹京,深慶選對了。在當地生活幾月後,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丹京是世上最美城市。丹京或許不如倫敦氣象萬千,不如巴黎氣度恢宏,沒有翡冷翠的日落,也沒有羅馬的積澱,但是這座偏處北歐的王國首都無人滿之患,而單車徑和運河密布,道旁的教堂民居商舖各式建築盡是典雅,晴空下見明媚,雪天裏見冷豔,百看不厭,使我在市內每次遊走都是暢快的。有人說當今立憲君主制的王室最大功能是國家形象宣傳,然則丹麥王室可謂恰如其分。雖然新聞頻傳丹麥女王與夫婿不睦,但是國人對王室之厚愛似乎不減,女王行跡是這個小王國的大新聞。對遊客而言,立憲君主制比起共和制的好處也許在於,在丹京(乃至倫敦、斯京、挪京等地)看到的王宮是活的,不似在巴黎、柏林等地看到的王宮是死的。王宮不論死活,均須購票參觀。丹麥各地新舊王宮的門票一點不便宜,所以最後我也不曾進去丹京玫瑰宮、赫辛俄克朗堡等,然而窮學生在丹京也不會一無所獲-國家博物館、國家畫廊、丹京博物館、大衛美術館等文教設施全年或每周一日免費開放,留學生可因時制宜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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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京大學課室

大學本科末學期出國也有學分考慮。我的大學成績絕非標青,故不可稱出國為「割禾青」,但是將分數凍結,免得某科考試失手而丟失專業課程學位也不是壞事。若論學風,香港和丹京的大學無大分別(除了在丹京可自由討論格陵蘭獨立、自決),上堂都要點名,亦有很多自由討論和小組合作環節。最大分別係,西方學生發言較為積極,上課氣氛比較熱烈,尤其西史大審判其中一堂教到近世的紐倫堡大審(遠古的蘇格拉底和耶穌的審訊沒太多人熟悉啦),好幾位歷史發燒友同學滔滔不絕,與教授辯論,其餘同學只有看戲的份。另一大分別在於考試方式,丹京大學有我從未在香港試過的口試,親身應付後覺其較諸筆試,其實毫不兒戲,面對教授詰問,往往要對題目知得透徹方可從容對答,否則就會像在歐盟知識產權法口試般張口結舌,猶幸丹京成績影響不大。卻說其中一位發燒友在西史大審判口試取得「良」,比我還低一等,可見成績不全然反映實力。我是沒怎麼溫習,但是課是上得頗足的,最近與星洲同學ST和香港同學X小敘,互相嘲笑走堂,ST說我「五十步笑一百步」,我說這樣不成比例,認真算來應係「五十步笑二百步」。當然,人在可以心不在,課室有無線上網,我多數時候都在流連Skyscanner和Tripadvisor……

離開屋企,三餐飯靠自己。雖然生活和旅遊開銷還是仰賴家中,但是要將生米煮成熟飯還要靠自己雙手。坦白說,在宿舍大部分時間用於溫習(彌天大謊!),廚藝並無多大增進-丹京同學取笑我只會弄茄汁意粉(意粉烚熟加茄汁),其實我能煮好些東西,只是手勢不出眾就無謂出醜人前-且丹京超市雪柜有很多切好醃好的肉,簡單料理已成佳餚,自煮自食的能果腹便好,色香味者三大皆空,不必費神。講到飲食的極簡主義,我在物價參天的倫敦和挪威則實踐過-一盒牛奶、一盒粟米片、一袋方包、一梳香蕉就能食半日。另外,番茄-尤其車厘茄-是個好東西,攜帶、保存、烹調均便,營養味道皆好。留學生時間多而錢少,在丹京的每日都會到宿舍附近超級市場貨比三家-Fakta在宿舍樓下,佔盡地利;Kiwi貨種較全,加上客人亦多,貨如輪轉,容易買到特價鮮肉;Aldi以特價蔬果見長。這份師奶格價精神助我捱過丹麥的高昂物價,細想起來,其實不比香港貴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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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京-丹麥國鐵列車

丹麥不只有哥本哈根。難得來到丹麥,趁青春置一張DSB Wildcard(丹麥國鐵青年優惠票),逢周三即日來回某個丹麥城鎮。我較喜歡寬島(Fyn)的安徒市(Odense)和西蘭島的赫辛俄和羅斯基利,山川形勝更在丹京上,只是生活乏味一點。日德蘭半島(Jutland)的市鎮沒有上榜,連香港朋友極力推薦的私家銀(Skagen),亦因為當日陰風怒號,滿目蕭然,留不住我的心。一時之天氣往往決定旅人對一地之感受,可是平心而論,或晴或雨或陰或雪,丹麥首都的魅力猶係遠勝其餘市鎮。雖然,我也慶幸有過這份閒情逸致在丹麥國內闖蕩,唯一沒去成波羅的海中心的邦島(Bornholm),不知何日得登臨?

 

要是認真計算,我留在丹京的日子怎說也應多於外遊的日子,只是外遊經歷比較特別,致令《丹京遊學記》絕大部分篇幅都好像不是寫丹京。論在丹京最熟悉的地方,除卻宿舍和課室,必係火車站和機場,若以丹京為家,這兩道陸空大門不正是家門嗎?五月又十日,總計遊歷二十二國、大小城鎮六十有奇。為規劃行程和寫《丹京遊學記》,做了一番資料搜集,增了一點歐洲風土故事的常識,至少粗略知道歐洲曾經有漢薩同盟、波蘭立陶宛聯盟、卡爾瑪聯盟,這幾個歷史名詞都是香港西史科未曾論及,卻因行程關係,在《丹京遊學記》通篇中較常介紹者。以前看似陌生的南斯拉夫、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地,親歷其境後,覺同一天空下,實在沒甚麼不可逾越的文化差異。白田筆談旅遊科著我特地鳴謝三間歐洲廉價航空公司-Ryanair、Wizzair和Wowair,我反問商業社會一分錢一分貨,本無恩義可言,何足稱謝,旅遊科提醒我,沒有廉航,以我們的緊絀經費,《丹京遊學記》和《東歐畢業旅行》篇幅肯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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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公園戲球

來歐讀書,結識朋友也是要事。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彼此問候第一句問尊姓大名,第二句問國籍。除了華裔同學,感覺上東歐同學比較好親近,同宿舍的自然親上加親,除了偶爾在宿舍公用地方聚餐,不時也會約到大眾公園打籃球踢足球,四體不勤的我也給足面子盡量參加。同科系的同學則會約在草地野餐,玩起各國語言遊戲,乍聽波蘭語發音最難,波蘭同學也有同感。有次宿舍晚餐,當時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不久,這位波蘭同學與巴西同學爭論起俄羅斯的領土野心,巴西同學認為俄國只是想收復故土,再無他求,波蘭同學則認為俄國貪得無厭,須遏止其西擴。這種分歧顯係與近代歷史遭遇有關,我倒沒有加把嘴,說中國才是俄國擴張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呢。家仇國恨,肉食者謀之,我和一位遇到的日本同學之間倒沒有任何芥蒂,他還教我去丹京理髮學院便宜剪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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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建築中心

另外,對於接待我的丹京「mentors」尼古拉和米,我也是十分感激,抵埗晚穿越風霜走入鐵根宿舍在康樂室聊天和飲熱茶,豈不是所謂「hygge」的範例?另一次很「hyggelig」的場合則係D來訪,我們參觀丹麥建築中心,做份簡單問卷即可獲贈免費熱朱古力一杯。我有本地電話號碼,兌換熱飲的禮券很快寄到電話,D雖然收不到禮券,但職員見我們同行,也不介意沖多一杯。三月乍暖還寒,夜色漸濃,隔窗望住繁華都市和靜謐運河點點燈火,室內有吊燈,桌上有燭台,又是一次「hygge」的經典場景。亦要感謝在倫敦接待的香港同學H和H,那餐三層塔下午茶和那張三櫈床(絕無嫌棄之意)同樣難忘。最後要多謝與我共遊那怕短短一晌或是萍水相逢的人,當然少不得在荷蘭遊學的D和E等。自從烏克蘭之旅,我便養成每去一個新國家必買當地郵票的習慣。現在每每打開郵票冊,每枚郵票都記載着一段可一不可再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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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飛赴俄京轉丹京

有得必有失。丹麥遠隔重洋,最後家人也沒有飛來,二月一日道別,七月十一日才重聚。我想即使沒有朱自清的文采和靈氣,也不會對家人送行無動於衷。入閘後匆匆回首,父母和 故外祖母大人揮手送別的一幕(見第一篇),教我萬分難過卻又哭不出來。哭不出來是因為出國是自己的決定,離愁則是無可壓抑。在歐洲的日子,無日不盼望回來與 故外祖母大人細說異地生活點滴,可惜我沒有這份福氣。

入鄉隨俗,明知即使學得幾句丹麥語,回到香港也不過是到宜家傢俬會認得幾個字,可是留學生不去學當地語言,也是有所欠缺。我曾報讀免費丹麥語課程,只是語言中心沒有理睬。幾月下來,口語只識得「hej」和「hejhej」,足夠和丹麥人做個「hi-bye friend」,閱讀方面或好一些,事關丹麥公共機構和銀行的公式信函都只用丹麥文寫成,可是網上翻譯之方便,亦令我不急於學丹麥文。不識丹麥文,英文也不見得好,與外國同學談天,才深切體會自己的英文口語多麼心有餘而力不足。

「距離之死」這個字,我是從留德香港同學C首次聽聞的,當時我們不是在討論互聯網通訊革命,而是過度旅行的弊端。現今書局充斥旅遊書籍,但是批判旅遊的書也開始出現,例如《旅行的異義》(Overbooked: The Exploding Business of Travel and Tourism),認為過度旅遊會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甚至淘洗一地的原有氣息,如威尼斯和巴塞隆那已深受其害。的確,有一兩段旅行也是為去而去,其他地方雖係嚮往已久,卻因貪多務得而流於走馬看花。若我早點聽到他一席話,或會多留點時間在丹京。

《丹京遊學記》連《東歐畢業旅行》進入尾聲,若將之視作一體,那它毫無懸念是我寫過最長的文。文字功夫不到家,當時記錄又掛一漏萬,感謝讀者一直包容。假若去過文中提及地方的讀者有所共鳴,未去過的有所憧憬,即我的心血亦不是枉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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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丹京遊學記》連《東歐畢業旅行》全文獻給

敬愛的    故外祖母大人。

沒有她在身邊,我仍會努力去過日子,

如同在丹京的歲月一樣。

-全文完-

悼小學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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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簡訊:願兄台親友覽昔以得慰藉。

吾故友兄:

今日又是星期二。弟如常賴床、不得已而動身。爬到案頭,卷帙浩繁堆積似舊,如常偷懶一陣,略翻雅虎新聞,悉英國曼⋯⋯-對不起,兄支持利物浦隊,弟絕不呼那可惡市名-恐怖襲擊殺傷多人,以為是日最不尋常消息。

今日是兄最後一個星期二。

傍晚接銘訊。相隔十幾年,我們仨將再次聚首。兄竟然約在九龍殯儀館。

恕弟腦力薄弱,記不起當初如何相識。小學六年,弟都在信班,兄亦宜是。大概班內列隊,方以品類聚,人以高矮分,弟以短小,每每領銜;兄以精悍,總在吾後。弟癡愣,兄瘋癲,惺惺相惜。弟軟弱怯懦,輒為壯健霸凌、女子譏鄙,而兄不曾因此疏離,小息、體育堂分組、放學,常相左右。高年級時,學校令擇一興趣小組參加之。兄時時嘲笑弟之小組古肅,八股呆腦,一本正經。當然,那似兄之「基督小先鋒」在天主教學校如魚得水,差可擬王朝法國的神父階級吧。本想弟既未能啟迪兄,兄亦未嘗感召弟,彼此應無高下,但憶早禱時候,兄總十指緊扣,雙目閉合,口中唸唸有詞,心裏念念敬誠,如有神在,以身作則,畢竟勝弟一籌。更憶高年級一次分組作業,要糊弄個甚麼PowerPoint,一行拜訪    府上,時弟剛得傻瓜相機一部,直把    府上當博物館,不問自拍,面斥不雅,豈不可笑。弟深知昨非,很多博物館還不許拍照呢。

下課鐘響,中學派位結果已定,天意要我們各奔前程。兄和銘等依然同蓆,弟則努力結交新朋。以弟脾性,兄也能料到必不順遂,只是礙於面子,弟不敢冒瀆清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弟早了一點上大學,大學本部東及莊月明,西抵周亦卿,之間中學好友一二,小學同窗則沒有。二年級,又多幾位望班同學-是的,我自中六望班畢業-走入校門,太古堂餐廳(Swire Can)熱鬧了許多,這年換上智能電話,與銘相約更便,弟與銘每幾月一會,每會無逾幾小時不歸,談學業、郵票、旅遊、是非,也談起兄。三年級,百周年校園開幕,睽違八載,緣份未盡,終得相逢。兄憑努力,兜了一圈後殊途同歸,雖術業專攻不同,同處薄扶林簷下,弟忝得再與兄稱同窗矣。悠悠經年,兄之音容談吐舉止俱無大改,小學時識字少,大學學得一言可蔽之-「毒」。兄當年嘲笑之仇報矣!

六年級,去歲夏,準備應付最後一輪考試。工作是已經找到,惟合約明訂是年各科考試須全部合格否則或作廢,而前年上學期    故外祖母大人棄養,心力交瘁,致試場頻頻失手,頓失方寸,略無把握。在百周年校園,又遇上兄。弟趨問畢業後將何之,亦未有定。如今,終於新聞悉兄所職。

六年天主教小學,六年基督教中學,所知《聖經》仍少,弟在小學(和職場)洋名「提摩太」,容弟借用《提摩太後書》中膾炙人口一句,那管兄台聽後或許不悅-弟聞兄曾宿金鐘夏愨道一夜,力爭自由平等普及之選舉,全功未竟,而該句竟成了香港首長欽點大戲之謝幕台詞-兄已經「打過美好的仗,跑盡該跑的路,守篤當守的道」,弟不勝感佩之餘,當自珍重,勿念。

主懷安息。

白田筆談董事長總編輯頓首

白田筆談上下鞠躬

行政總裁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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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每天五時在蒲甘古城升起

太陽每天六時在床前升起

今天早上白田筆談開工前,我按慣例到床前觀看街景,見到久違了的前屋簷寄宿者、鳥綱雀形目的燕子。我向燕子說我的床前每天早上六時都會升起太陽,歡迎牠來看日出。

2015年1月18日我接受白田筆談採訪說:「我時時在公司挑戰我的同事,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太陽升不起⋯⋯」(原文已軼)。2016年9月12日我在白田筆談撰文說: 「試想像某天一覺醒來,那象徵着太陽系中心的太陽升不起來了。我們真的死了。」(原文已軼)

2017年1月10日

白田筆談行政總裁

董事長總編輯年度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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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攝於緬甸瓦城外烏本橋

尊敬的各位讀者:

新年的鐘聲就要敲響,二O一七年的帷幕即將拉開。在此辭舊迎新的美好時刻,我很高興代表白田筆談全體同事,向港九新界、全球各地關心和支持白田筆談發展的朋友們,表示親切的問候。

二O一六年,白田筆談繼續實踐「舟搖搖而輕颺,風飄飄而吹衣」的格言,員工上下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與廣大讀者分享知識,聯絡感情。前年我們全體成員經香港丹京兩地學術機構安排,走訪歐洲東南西北中逾二十國,收獲大量各地風光名勝乃至歷史文化的一手材料。正如《丹京遊學記》系列所言,遊學早在二O一五年七月十一日結束,距今一年半載,如是者團隊撰文時依據採訪筆記之餘只能仰仗記憶和引用網上資料。可以說,《丹京遊學記》和《東歐畢業旅行》的編撰工作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令人倍感欣慰和自豪的是,勤勞智慧的編輯部同事不懈努力,至今已經發表大部分成果,並爭取在來年完成整項歐遊工程的文字工作。與此同時,過去一年我在旅遊科同事的陪同下進行了兩場外訪活動,分別是六月七月之交為期二十日的「內外滿洲之旅」,和十月十一月之交為期九日的緬甸之旅。再次感謝編輯部的辛勞,《內外滿洲之旅》的文字工作亦接近尾聲,餘下的漢城行程將於明年初發表。

二O一六年,白田筆談學術部完成了歷時六年、與香港大學相關學術部門的業務合作,並獲得其專業法律教育部門頒發證書,確認該項業務合作勝利完成。必須說,在眾多與香港大學合作的個人和團體中,敝筆談的表現至多處於中等水平,業績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但是作為董事長總編輯,我明白去年發生了一件令人震憾和悲傷的變故,很多同事遭此巨變,情緒不能迅速恢復,影響延至今年上半年仍然非常巨大,這亦解釋了為何敝筆談沒有發表二O一五年的年度總結。我意識到敝筆談成員的心理質素和面對逆境的鬥志亟待加強。在此,我要向所有曾對敝筆談學術部員工給予一切學業上或非學業上扶持、提攜的友好個人和團體表示由衷的謝意。沒有他們,很難想像該項業務合作能夠順利完成。回想起來是今年六月末,我正身處俄羅斯遠東赤塔市,接到業務合作順利完成的消息,除了感銘上述友好個人和團體,更對多年來捧育照顧我的家人,尤其是已經離世者,發生無限感念與懷想。

由於與香港大學的六年合作關係已經結束,在內外滿洲之旅後,敝筆談進行內部架構重組,將學術部與業務部合併,並展開於去年末已經商訂、與本地一間私人法律機構的培訓合作計劃。我剛剛得悉,計劃第一階段已經完成,在新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業務部同事將調職新部門,繼續接受培訓。第一階段培訓的業績尚待評估,但無可置疑的是,敝筆談上下首次全身投入本地商場,遇到的困難挫折不少,也受過一點責難,但是我們對為期兩年的培訓仍然充滿憧憬,並期望在新的環境,與新的團隊,接受新的挑戰。

在展望白田筆談來年計劃前,我亦想趁此機會說一點私事。於我個人而言,如果說二O一五年是大喜大悲,情感起伏最劇烈的一年,那麼二O一六年也許是感覺過得最快的一年。我肖猴,今年又是猴年,人說猴子靈活敏捷,驟來驟去,難以掌握,我也說猴年來也勃去也忽,無計留住。今年再送別一位親人,哭是有哭,但衝擊已不如去年變故之大,甚至對死亡也看開了一點。現代醫學昌明,人壽長久,況新年伊始,妄談無常,似非吉利,但是這兩年教我深切體會人生之反覆,光陰之速逝,而且最近亦有親人患病,漸慣出入醫院,實在是再度警醒我要珍惜眼前人。講完家庭,也講講朋友。正式上班後生活變得刻板,每日相若時候坐上地鐵,不消一會便能瞌上雙目。有日一位不速之客偏要坐我身旁,轉頭一望始知是多年好友。他說,比起大學時代,錢賺多了,卻花少了。我想了一會才不見怪-閒暇少了,聚會少了,使費自然少了。回想今年與最親的好友見得不多不少,但一呼百應十人以上的聚會倒真稀罕。設在舊時,我會私怨一些朋友為何千呼萬喚始出來/也不來,上班後始能明白苦衷,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旨哉斯言。

最後,我願公布白田筆談董事局年終會議的主要成果。首先,我要感謝董事局及全體員工信任,支持我來年繼續擔任白田筆談董事長及總編輯。然後,董事局同意沿用「舟搖搖而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作為業務宗旨,繼續以遊記為主,加大力度拓展其他體裁和題材,充實筆談內涵。董事局傾向盡快制訂緬甸之旅的文字工作安排,但考慮到業務部正全力從事合作計劃,工作量存在變數,因此就緬甸遊記的規模尚未達成共識,各名董事將徵求主要合作伙伴(包括面書字・遊專頁)和忠實讀者意見以作決定。

我感謝讀者的長期支持,敬祝新年步步高陞。

白田

白田筆談董事長總編輯

二O一六年十二月卅一日・香港

 

丹京遊學記(卅二)口試提綱

上篇考期篇提及丹京大學「西史大審判」科口試提綱,除作格式修改及略去個人資料,完整公諸同好品評。茲根據維基百科資料精要梳理,俾於三案有一粗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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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圖)反猶太漫畫

戴浮士案(Affaire Dreyfus)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一八九四年九月,法國情治機構聲稱一名混入德國大使館的清潔大嬸間諜獲得一份手寫文獻,文獻中一名法軍表示願意提供法國砲兵軍事機密。剛好戴是砲兵軍官,且他祖籍廿幾年前割讓德國的德語區,加上猶太身份,軍中草率了結,認定戴是叛徒,並在報章煽動反猶太情緒。戴提告雷恩軍事法庭,庭上三名鑒證專家認為筆跡有疑,但法官早有定論,採納另一名沒有筆跡鑒證經驗的偵探學家意見,一致判處叛國,終身流放,褫奪軍銜。逾旬後新任情治機構首長認為真正叛徒另有其人,但總參謀部以案件已經定讞,為保法軍榮譽,不得翻案。這位首長更被遠謫突尼斯,他決定鬧大事情,投書法國總統。一八九八年,法軍開庭重審,不惜捏造證據,維持原判。作家佐拉(Émile Zola)憤而向總統致公開信,題為《J’accuse》(I accuse)。案件幾番重審,戴不堪司法程序纏繞,放棄上訴而獲特赦。後來左派政府上台,戴獲平反,恢復軍銜,並授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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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圖)漢娜鄂蘭《平庸之惡》

艾哈曼案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阿道夫・艾哈曼是納粹軍官,一九三四年已籌辦後來惡名昭彰的柏林達豪集中營,一九四二年參與萬湖會議,制訂滅絕猶太人的「終極方案」,並實際參與執行。德國戰敗,艾哈曼遁逃阿根廷,一九六O年被以色列「強力部門」摩薩德綁架,「以自己的方式」前往以色列,國際譁然,以色列總理讚揚情治部門捕獲元奸大惡。翌年艾哈曼在耶路撒冷提審,多名大屠殺倖存者作供,艾哈曼以上司命令為理由抗辯,企圖將一切罪過推在已死的希特拉等人身上。最後他以絞刑處死。漢娜鄂蘭就此案創造「平庸之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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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圖)田納西𤠣子案耶教基要派

田納西猴子案發生在一九二五年。當時美國田納西州頒令禁止教授「進化論」。生物科教師史高壯(John Scopes)犯禁被告,此案成為美國史上首宗利用大氣電波向全國廣播的審訊。初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無須質疑法案本身,只須判斷史有否犯法。史的代表律師辯才極佳,將控方證人盤問得啞口無言,但法官宣布該盤問與本案無關,不必記錄。陪審團商討九分鐘,判史有罪,僅罰一百美元,而這個金額本身亦是隨意而不合法的。史上訴至州最高法院,陳詞說法案違憲,侵犯公民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學術自由,敗訴。一九六七年州議會撤銷法案。

Great Trials in Western Legal History

Synopsis

白田 (May 21 9:00)

Number of characters: max 11700

 

Cases: Eichmann, Monkey, Dreyfus

Theme: Law is a human invention. It is never perfect. Thus while adherence to law is often vital, it is not necessary nor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of justice. There ought to be higher principles.

  • It is said that law is written morality and morality is unwritten law. Morality determines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not. Being moral is being good. Howev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and representative ca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law does not guarantee just outcome.
  • Justice is a very elusive concept whose definition varies across time and between authors. At the expense of oversimplification, this synopsis adopts the plain and ordinary meaning – namely that the innocents and criminals receive their deserved legal treatment. I would determine the justice of a case by modern standard,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Legal correctness, on the other hand, is defined as adherence with the procedural law as of the relevant time, not as of the modern times.
  1. There are cases being legally wrong and morally unjust.
    • This is the gravest type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The trial of Dreyfus is a notorious example, being “one of the first tests of modern pluralist liberal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The New Yorker, Trial of the Century).
    • Aft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Napoleonic legal reform, the law should have attained an almost modern standard. L’affaire Dreyfus took place at the dawn of modernity in France and represented a grave deviation even from the law at that time.
    • From the very start, there is a plain breach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Woolmington v DPP, golden thread). Dreyfus was chosen as the scapegoat because of his republican meritocracy background and Jewish and Alsatian origin. Without tangible conclusive evidence, he was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day and nigh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The French army further leveraged the pre-eminent anti-Semitism in society and the media (Le Figaro, La Libre Parole) to maneuver public opinion against Dreyfus.
    • The evidence was framed up against Dreyfus. While the handwriting experts had reservations, the military arranged more experts in search of a desirable finding. The pseudo-expert Alphonse Bertillon went so far as to invent the “auto-forgery” theory.
    • Dreyfus was first denied of the right to public hear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 In the closed trial, the prosecution handed in a secret dossier with “Scoundrel D” implicating Dreyfus, who had no right to defend himself regarding this piece of detrimental evidence.
    • The military staff, represented by General Mercier, had vested interest in condemning Dreyfus as a traitor. Their election of closed trial verifies such intent. It means Dreyfus c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 The wrongdoers kept doing more wrongs to cover up their initial wrongs. The military staff suppressed the new evidence and even acquitted the real culprit, Esterhazy. In Zola’s trial the court deliberately isolated Dreyfus and Esterhazy cases to avoid any judicial rehabilitation. In 1899 retrial the military rejected the last chance to redeem itself and convicted Dreyfus again. Maintaining the superficial glory of the French army, in a time of internatioal hostility, was of utmost importance. Justice and truth is secondary.
    • The role of media is worth attention too. Although in the beginning, the French mass media was hostile to Dreyfus, on the balance, it eventually saved him. Without mass media, “J’accuse” (1898) would not have circulated to stimulate the emergence of Dreyfusards (and anti-Dreyfusards) and the European public arouse. As a side note, the case testifies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of) press in safeguarding individuals’ rights and justice.
    •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outrageous miscarriage of justice are multifold, but the case primarily shows that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are often irrational and prevent good judgment.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atmosphere, namely anti-Semitic and anti-German hysteria, accounts for the tragedy. In fact, given the overwhelmingly high conviction rate in France, it is likely Dreyfus’s case represent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problem.
    • It is clear that but for the long chain of procedural violations, Dreyfus, though still in a socially discriminated group, would not have been convicted for treason and sentenced to life. The lesson to take is never to let emotion override reason. Therefore, adherence to law can be vital for achieving justice.
    • It is argued the trials of Scottsboro Boys also fall within this category. Modern instances include Guantanamo Bay suspects who are detained and maltreated without trial.
  2. There are cases being legally correct but morally unjust.
    • In comparison, this category of cases at least demonstrate substantive adherence to the pre-existing law. I say “substantive adherence” because in most of the trials there are still procedural violations, but they are immaterial to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case. Rather the content of the law is the key factor. Formal correctness does not mean these trials are less hazardous. The fact that they are procedurally correct means the injustice is more obscure and takes much longer time to be noticed and redressed. The “bizarre case” (Tennessee Supreme Court) of Scopes Monkey is one example. It is a great trial as it demonstrates various social fault 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sibly the modern world – tradition vs modernity; religion vs science; urban vs rural.
    • Scopes, a biology teacher, is charged under the Butler Act of Tennessee, for teaching his students evolution theories.
    • There are several procedural irregularities. Judge Raulston was biased, as he ruled Scope’s expert evidence inadmissible and excluded Bryan’s damaging testimony. He also asked the jury not to judge the merits of the law, but only whether Scopes violated the law as it was. The twelve-member jury was also potentially biased, as it was composed of ten mostly middle-aged farmers and eleven regular churchgoers who were likely more conservative and pro-religion.
    • However, it is argued the above procedural issues are immaterial in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In any event, since Scope was prepared to challenge the law, he would have supplied the incriminating evidence. Then, given the stated law, even an impartial judge and jury would likely have to conclude with a conviction. In fact, Darrow, acting for Scopes, invited the jury to return a verdict of conviction so that he might appeal to Tennessee Supreme Court. The refusal of the court to declare the law void is arguably a wrong judgment but not a procedural error. To sum up, the law was to a large extent applied correctly.
    • Scopes did not achieve his goal to challeng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Butler Act, as the Supreme Court skillfully rejected all appeal grounds on legislative intent, judicial deference and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but then overturned the decision on a mere technicality and once-and-for-all dismissed it.
    • Fortunately this case does not involve grave consequences for any party. Scopes could at most have lost US$100. But the relatively hilarious story does not fail to show one thing – adherence to the law does not guarantee just outcom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law can be unjust, and it is often the case. Here, the Butler Act represents the final effort by the revivalists to defend “traditional values” agains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It clearly violates freedom of speech (Federal Constitution 1st Amendment) and promotion of science. (Tennessee Constitution). The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form of criminal statute necessarily jeopardises the minority’s right in having their doctrine heard by public. To sum up, the content of the law is unjust and any correct application of it would not lead to justice.
    • It is argued the trials of Socrates, Jesus, Thomas More, Salem witchcraft and Roger Casement also fall within this category. In these trials legal procedures are partially breached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 law itself sits uncomfortably with modern principles (e.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religion) and rules (e.g. rules of evidence) and becomes an oppression tool for those in authority. This category has the most numerous cases and significant modern implication, such as civil disobedience.
  3. There are cases being legally wrong but morally just.
    • A relatively rare instance is where the legality is problematic but the final outcome is, at least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morally just. The Eichmann trial is one example. Historically it must be a great trial since it constitutes the final episode of the bloodiest war of humanity. Legally it is also great as it invokes many thoughts about international law and war justice.
    • On the legal point of view, this trial is very problematic.
      • Eichmann faced fifteen charges under the new 1950 Nazi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 which has retroactive application. This is inconsistent even with the thin sense of rule of law. The Israeli claim that it represents the whole Jewry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Hausner, Israeli leading prosecutor) to justify its jurisdiction is highly artificial. It is hard to see why a newborn state could have enacted new laws to punish foreigners who committed wrongs outside their territory. The jus cogens principle sounds more persuasive, but Hannah Arendt is correct in proposing the arena of an international court, although its composition and impartiality is still open to question.
      • The means of arrest (kidnapping) violates state sovereignty and is obviously unlawful.
      • The problem of judge in his own cause is apparent. Many of the judges are German or Polish born Jews whose relatives and friends likely suffered Nazi persecution. Their capability to exercise impartial reasoning is at least an issue, avoiding apparent justice (seen to be done).
      • During the trial, the horrors of the Holocaust, which may be irrelevant and prejudicial to Eichmann’s case, were shown to affect the court. Other Nazi members were barred to be defence witnesses, precluding otherwise relevant and favourable evidence.
    • Although at any time of human history the court is a branch of political power backed by the triumphant army and police, in this trial the issue of “victors’ justice” is particularly acute. As Hannah observes, from the very start, this trial is destined to be a political show trial. The prosecution famously addressed, “it is not an individual that is in the dock at this historic trial, and not the Nazi regime alone, but anti-Semitism throughout history.” In my opinion,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Eichmann merely serves populist and retributive function, at the expense of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re ought to be better ways,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have exerted pressure on the Argentinian government. Impractical and time-consuming it may sound, the integr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not be easily sacrificed. In Thomas Merten’s words, political crimes ought to be dealt with politically.
    • Nonetheless, people still perceive the trial as just because under the pre-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is might be the best way to bring Eichmann to justice. Argentina had a notorious record of not extraditing Nazi criminals (Hannah). Israel, a newborn state in urgent need of legitimacy and patriotism, found no alternative than to kidnap and swiftly prosecute Eichmann. To let Eichmann free is against human conscience and one aspect of criminal justice since Hammurabi – retribution. The more accepted view is that Eichmann’s guilt against the Jews is established beyond doubt and that he got his deserved punishment. Thus to apply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justice, this trial is more likely just than not, and is an example showing that adherence to law is not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justice.
    • It is argued the Nuremberg trials also fall within this category. Similarly the Nuremberg principles are the victors’ law with retrospective effect, though, in my opinion, they are less controversial.

Logically, there is a fourth category of cases which are both legally correct and morally just. The trial of the corrupted Roman governor Verres is probably an example. We only have one-side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trial and even so some of Cicero’s litigation tactics may look questionable in modern days (e.g. speeding up prosecution process). Nevertheless, overall it is a satisfactory trial and requires little discours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ynopsis.

  • This synopsis can therefore be summarised in a simple logic logarithm – “IF the law is just AND it is applied correctly, THEN the outcome is just.” Therefore,
    • IF the outcome is NOT just, then

      • the law is NOT just AND/OR (Category 2)
      • it is NOT applied correctly (Category 1)
    • IF the outcome is just, then

      • it MAY OR MAY NOT be that the law is just and it is applied correctly (Category 3)

        Adherence to the law is often essential because doing so can at least avoid Category 1 injustices. It is however not sufficient to guarantee justice because the law itself can be unjust, as shown in Category 2 cases. It is also not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justice, seen from the imperfect example of Eichmann trial. To conclude, law is a human invention but not panacea to all human problems. There ought to be “the law of the laws”, comprising of higher values such as fairness, liberty and other notions of justice.

[新聞稿]歐洲交流計劃祝捷會

歐洲交流計劃祝捷會(二O一五年七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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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風光秀美,員工表示依依不捨

[編輯部訊]去年,經白田筆談董事會和員工大會決議通過歐洲交流計劃,自本年二月一日予以實施,至本年七月十一日結束。今天下午,總編輯在祝捷大會上宣布項目取得圓滿成功,並向所有關心和支持是次歐洲交流計劃的家庭單位和各界友好致以衷心的感謝,邀請他們與公共關係科接洽,安排接受本公司致送各地紀念品以表謝忱。全體員工一致鼓掌。

根據董事局的決議,原訂訪問北歐、東歐、波羅的海、低地國家與中歐,除中歐行程因為實際考慮作出微調,部分以巴爾幹行程取代,其餘均超額完成。計五個月間共訪問二十二個國家的八十多個城市,與各國青年學者(來自瑞士、奧地利、星澳紐等國)和旅遊單位進行親切和友善的交流,董事局高度讚揚公共關係部及其轄下旅遊科仝人的不懈努力,並感謝財務部的積極配合。旅遊科表示雖然每次出外訪問的前期準備工作均十分沉重,經常需要加班瀏覽Wikitravel和TripAdvisor等網站,而且網上資訊並不全然準確,以致部分行程尤其巴爾幹行程出現差錯和財政損失,但「拉勻一生」,歷次訪問總算多快好省地完成。總編輯鼓勵旅遊科同事繼續努力,為各地經歷寫成專題報告,以饗廣大讀者。財務部表示,丹麥物價固然高昂,出外用膳尤然,但諸如麵包、牛奶、肉類等食材以至日用品其實比香港更加便宜,且產地來源和品質更有保證,員工們均點首稱是。談到錢財,總編輯亦感謝全體同事的體諒,為節省公司開支經常只以麵包意粉充饑,並多次忍受過夜巴士和火車旅途,甚至有一晚露宿街頭,希望日後公司業務蒸蒸向上,可以改善員工外勤待遇。董事局初步的意見是,日後的訪問計劃應將焦點轉回東北亞、東南亞等鄰近地區,相信員工可以享受較好的食宿。

總編輯對學術部的長期工作予以充分肯定。過去四年多,學術部為香港大學的密集式業務考核付出很大努力,雖然成績有很大進步空間,學術部依然成功爭取交流計劃,令人欣喜,董事局原擬增撥資源以為獎勵。但是過去五個月,由於公共關係部旅遊科全面運作,董事局亦逼不得已由學術部抽撥資源。然而,在極其緊絀的人手和資源下,學術部於哥本哈根大學三次書面和口頭業務考核-「西方大審判」、「國際商務法」和「歐洲知識產權法」-分別取得優、良、常等成績。雖然成績毫不影響香港業務,參考價值大於實際,董事局仍然表示倍感欣慰。學術部亦將撰寫業務報告,總結五個月來的業績。

董事局亦特別表揚福利部的同事。由於公司仍然處於摸着石頭過河的初始階段,資源並不豐沛,而丹麥等地消費指數偏高,公司實在無力負擔員工經常出外用膳。在哥本哈根的日子,福利部同事每日走訪四間超級市場(分別為Fakta、Netto、Kiwi和Aldi),尋找特價食材進行採購,並參酌員工的口味和健康要求,積極研究烹調方法,員工的滿意度亦逐漸增加。有員工笑言,最初的宿舍飯堂員工膳食強差人意,只有果腹之用,後來則差強人意,偶有佳作,福利部即笑言回港後會繼續研究廚藝。

致辭完畢,全體員工舉起哥本哈根名牌嘉士伯,高叫「Skål!」,祝酒慶祝。

白田筆談編輯部

董事長總裁兼總編輯新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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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圖)丹麥王國旗

白田筆談董事長總裁兼總編輯白田新年公告

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朋友們,新年的鐘聲今天敲響,二〇一五的帷幕已經拉開。我很高興通過白田筆談,向全國各族人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當中的讀者,致以新年的祝福。

二〇一四年,對白田筆談來說是很不平凡的一年。白田筆談全體職工同心協力,攻堅克難,戰勝了開辦網誌的種種技術障礙,取得了來之不易的顯著成績。短短幾個月來,貼文數目呈現上升的態勢,各類主題持續深化,總點擊量穩中有進。白田筆談立足互聯網,放眼世界,開展多方位觀察討論,加強同友好網誌的交流合作,積極參與新時代新網絡新媒體的建構工作,為言論自由與文化多元作出了新的貢獻。前不久召開的白田筆談董事局會議和職工大會,確立了來年發展基本路線,描繪了全面建設優良網誌和廣化受眾群體的宏偉藍圖。當前,筆談全體成員萬眾一心,銳意進取,堅持以無所不談為原則,以生活瑣事見聞為主綫,以電影書本文藝為要目,為奪取網絡空間,搶佔網媒話語權而奮鬥。

二〇一五年,在香港大學相關部委的悉心安排下,白田筆談董事局將率領全體職工前往丹麥王國,以具有五百多年光輝歷史的哥本哈根大學為基地,展開為期五個多月的交流學習,並計劃同時對包括波羅的海國家、低地國家、冰島和歐洲中部在內的國家和地區進行友好訪問。我們將開掘香港歐洲之間的文化長河,架設東西之間的友誼長橋,為全球網誌作者大團結創造有利條件。當前,各項赴歐準備工作加快步伐,物資採購積極進行。基於對整體職工福祉的高度重視,董事局決定在未來一個月實施彈性出勤制度,鼓勵職工與他們的親人、好友投入不同聯誼活動,我邀請讀者多多相約他們,彼此互通問候,交換地址,聯絡感情。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家庭單位,沒有他們的無私奉獻,以白田筆談列位董事僅有的資金和知識,根本不可能支撐這次交流活動。這份山高水長的情意是絕對不能忘記的,唯有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裝備知識、完善品格,才是最好的回答。我也願意對以任何形式關心和支持這次交流活動的友好個人與團體,致以衷心感謝,並希望他們能一如既往地給予指導。丹麥與挪威瑞典隔海相望,與德國山水相連,國民素質和生活水平均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我相信,在全體職工的共同努力下,通過廣泛而誠懇的交流,此行必能取得豐碩成果,為筆談帶來新衝擊、新思維,並透過新主題、新內容展現在讀者面前。

最後,我從香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裏幸福安康!